一个外交官的自我修养

国际场合上、镁光灯下滔滔不绝？国家危难时、紧急斡旋于危机时局中，似救国于水火的豪侠？还是灯光璀璨的宴会大厅里，男士西装革履、女士摇曳长裙，看不尽的上流风景？这些是外交官的生活，但不是全部。我们一起来看看或许以前没看过的，真实的、平实的外交官生活。 

一名毕业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可能经过几个月的试用期就可以正式入职了，但对于外交工作来说，这个考察期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

孙玉玺大使

曾任波兰、意大利、印度等多国大使的孙玉玺曾讲述一名外交官的“入门流程”。要进入外交部，首先得通过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即所谓的国考。考过后进行外交部组织的笔试与面试，通过考核的考生组成新干部班。

外交部此时还不会给新干部班的年轻人们分配工作，而是先让他们到部队里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周恩来总理曾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这是周总理给中国外交事业留下的传统，军训就是要培养外交人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在和平时期，外交人员的组织性甚至比军人还要严格。”孙玉玺大使说。

军训结束，进行半年的实习期。这时候新干部班的年轻人依据专业被分配到各个科室，在科室处长的指导下工作。实习期结束了还不能“转正”，要进行两年的试用期。

在试用期内，外交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让新人留在部里工作，也可以派出国到驻外使领馆工作。两年内新人在工作上没有犯错误，这才算彻底通过外交部的考核，这时的新人也就有了随员的身份，正式成为一名外交官，进入外交官的序列。

当然，随员是驻外使馆中最低一级的外交官。国际通行的外交官衔序列共分8级，从低到高依次为：随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公使衔参赞、公使、大使。

徐贻聪大使

“随员取得三秘资格需要3年，三秘需要3年取得二秘资格，二秘需要4年才能提为一秘，一秘至少需要4年才能提为参赞。到了参赞还能不能上升，就很难讲了，需要看个人的表现和工作需要。”曾任厄瓜多尔、古巴与阿根廷大使的徐贻聪讲到。

张宏喜大使

三年取得随员资格是现在的情况，而对经历过文革被迫中断外交工作的老一代外交官们来讲，这是异常漫长的过程。曾任坦桑尼亚大使、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等职的张宏喜大使曾感叹外交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我1964年进外交部，经过11年成为随员，经过23年成为参赞，经过33年才当上大使。这么多年都在潜心钻研外交、勤奋完成工作。”

Part 01. 从基层开始

张宏喜1964年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研究室做一名普通的科员。

“原来研究室是一个由处、司级别以上的干部或者资历很深的外交官组成的部门，外交部的笔杆子都聚集在那里，专门给中央领导人与外交部起草文件。在这样一个部门，我们年轻人去那儿能干吗？就是扫地、打水、剪报，干一些跑腿打杂的工作。”张宏喜大使笑着讲到。

张宏喜大使接受采访

一年后，“打杂”的张宏喜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宦乡看中，做了一名秘书，专门为宦乡服务。1973年，从“五七干校”回到外交部的他深感不懂外语的尴尬，参加了两年的英语短训班，此时的他，已经32岁。

1975年，张宏喜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随员，正式成为一名外交官。他说：“随员就是有什么干什么。”除了摘报给大使看这样的秘书工作，时值中泰两国刚建交，还得做找房子、采购、筹备宴会等工作。

2010年8月30日，新任驻波兰大使孙玉玺在总统府向科莫罗夫斯基总统递交国书。

中国外交官的“起步”阶段大体相同，都是从科员、翻译这样的职位做起，但往往一做，就是多年。孙玉玺的“试用期”阶段是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为大使做翻译，他说这是他的业务水平得到飞跃提高的一个阶段。

他每天早晨给大使读报，读着读着大使就会与他讨论报道提及的问题，孙玉玺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还陪着老大使参加各种活动，留心跟着学习。那时也会参加使馆里的调研报告，这为他对外交工作的理解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Life is a travel

孙玉玺大使

担任新闻发言人

孙玉玺曾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曾在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进行了一场长达60多个小时的超长发布会，可见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与年轻时的积累有莫大关系。

徐贻聪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交谈

徐贻聪大使为古巴驻华大使做翻译，一做就是八年，之后他还为墨西哥第一任驻华大使做翻译，他的翻译生涯一共11年。“中文秘书工作是大使馆必不可少的，很多大使也是从中文秘书中出来的，如果把外交官作为自己的事业，就需要从外交的基础开始，这是一辈子的过程。”徐贻聪大使说，通过翻译的工作，他开始接触与古巴等国的外交事务。

吴克明大使

曾做过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的吴克明也是翻译出身，学土耳其语的他在1972年赴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

吴大使曾分享“如何做好一名外交官”的心得，“外交官不会写作，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大使得像总编辑一样，改工作人员提交上来的报告。”他说，缺乏写作能力是很多外交官上升途中的障碍。在塞浦路斯7年的时间，他都在做政治调研的工作，每天写报告，经常一做就是通宵。

Part 02. 应变与“妥协”能力

应变与“妥协”，是体现外交官能力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外交过程中，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灵活。尤其在当代，外交要充分体现人情味。哪些地方要坚持，哪些地方要妥协，身为外交官自己首先要清楚，全是针尖对麦芒，那外交就没办法做了。”孙玉玺大使说。

曾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的他，2008年3月初刚赴任不久，就遇到了紧急状况——在拉萨“3·14”事件中，藏独分子在意大利大使馆前示威。

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孙大使提出三个应对措施：第一任务是保护好自己，门的卷帘全放下，避免和外边的人接触；第二是保护机要室，机要员听到他的指示，要马上销毁机密文件；第三是在会客室准备茶点饮料。孙大使说：“如果他们真闯进来了，我在会客室等着他们，这种状况下说理没用，递上糖果点心或许能化解紧张局面。”

“安保是警察的工作，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当地政府也有责任保卫使馆的安全，如果当时我们直接与闯入者发生冲突，不符合外交官的身份。当外交官身处紧急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分寸。”孙玉玺说。

曾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的张宏喜把纽约比喻为“像个战场”，因为“当地有台独、藏独分子，我们一搞活动他们必捣乱”。

2000年2月5日龙年春节这一天，爱国侨团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唐人街举行了一场人数众多的春节游行，住在该地过春节的韩国人一同参加了游行。此次游行，还邀请张宏喜与韩国总领事一同参加。

张宏喜大使（中）与韩国总领事（右）

左一为美国特工

到那儿一看，“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处处长”也来了，还硬往游行队伍里挤。走在第一排的张宏喜身边，想要体现对等关系。“这哪儿行啊，”张宏喜说。他迅速思考应对方法，拉起韩国总领事的手，走到了整个队伍的最前面，韩国总领事也毫不犹豫地跟他一起行动。台方人员也想往前冲，被警察制止了。

第二天《侨报》头版登了一篇报道，《张宏喜维护国家尊严走在游行最前面》。但这件事也让张宏喜思考，“按理说这件事是‘中国胜利了’ ‘台湾失败了’。但我之后老是在想，咱们堂堂一个大国在大街上跟人家斗，合适不合适？我觉得这未必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在游行结束的第二天，张宏喜对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我并不愿意看到昨天这样的情况，台湾问题的解决在海峡两岸，并不在纽约街头，春节是共同节日，华侨华人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欢度呢？”这番谈话立刻得了人心。

张宏喜又找到爱国侨团，鼓励他们多与亲台分子来往。在多次努力下，爱国华侨与亲台社团的严重对立局面渐渐化解，“非典时期亲台社团给我们捐东西，到领馆拜访，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宏喜说。

张宏喜大使讲到，过去的中国外交官创造性欠缺，不太敢见记者，不太敢讲话，能少说就少说，怕言多必失。

张宏喜大使

张宏喜大使认为在纽约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怕记者可不行，所以他从不拒绝记者采访，也会主动地向记者发表讲话。在纽约几年的努力让外媒看到了中国外交官的变化，有外媒评价中国的外交官变得亲切有人情味了。甚至有外媒评论说，“纽约总领馆过去是战斗的碉堡，张宏喜把它变成了沟通的桥梁、友谊的桥梁。”

“外交官首先得深刻理解国家政策的精神实质，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性执行，而不能简单生硬地念统一口径。这是外交官在长期的工作中必须学的重要课程。”

据说，年少时就“行侠仗义”的金庸老先生曾做过“外交官之梦”，还在1944年考入了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梦想走出一条出国做使节并能保家卫国的路，这是金庸对外交官这一职业浪漫的想象。

而实际上，外交官的炼成绝对是一个漫长，且需要长久耐心和终身勤奋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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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世界博览》

图片 / 网  络

编辑 / 小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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